前一段时间,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亲身跑了一天美团,12个小时,送了5单,挣了41块钱,体验了骑手的艰险。
而在新闻报道出来之后,一位北大的博士站出来说,他早在2018年就跑过5个半月的美团。而且号称是全国单量第一的外卖团队。
相比副处长的一天体验,这位博士对美团骑手的认识要深刻得多。他的结论是大家都在做平台,零工经济就是一个牢笼,他不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主导权。而大数据的垄断把骑手压榨到人类极限,成为了剥削骑手的帮凶。
大数据下的美团骑手
美团是一家互联网企业,它从一开始就使用大数据平台管理骑手。一个骑手在送外卖的过程中,大数据平台在不停地收集数据。
通过智能手机和上面安装的配送软件,大数据可以不断地追踪骑手的轨迹。包括骑手的运动状态,到达商家的时间、停留的时长,消费者住址楼层、等待消费者取餐的时长。
同时,大数据还会记录顾客的信息、商家的信息,商家每天订单的多少、重量、内容物,消费者的偏好与脾气。
如果消费者连续几次都不会给差评,平台就会适当延长预估的时间,所有的数据、每个人的习惯都可以让系统去学习和吸收。然后用这个系统给骑手规划路线、时间,提升送餐的效率。有这样一套数据支撑的系统,就可以把一切可以纳入的,都纳入到了可以计算的程度。
而一旦这套系统建立起来,对骑手的压榨也就变得极端起来,系统会根据大数据测算骑手达到的时间,尽可能的压缩时间,逼迫骑手们用各种办法越来越快的送餐。
譬如,一条正常的路线是5分钟,有一个小门抄近路可以只用1分钟,系统在记录很多订单的实际时间之后,会自动把1分钟作为参考。
平台通过奖惩不断推动骑手是寻找新的捷径,而一旦捷径被大数据确认,这个捷径就会成为标准,不走捷径的会被处罚。
如同生产线工人一样,随着工人熟练程度的不断提升,厂商会加快流水线的速度,在相同的工资下,让工人完成更多的劳动,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在另外一个方向上,美团对骑手的收入也在用大数据控制,美团骑手一单能挣多少钱,一个好评奖励多少钱,一个差评罚款多少钱都是有计算的,骑手要收入过万,必须跑到相当的单量,付出相当的劳动时间。
在大数据下的美团骑手,跑的越来越快,但是单笔收入却越来越低,而美团公司通过大数据降低了成本,实现了盈利,完成了上市融资。
根据财报,2019年,在订单密度增大的情况下,美团单均骑手成本为4.71元,同比下降8%,当年,美团股价从下跌转为上涨。
缺乏保障的劳动者
外卖企业的架构是一层一层往下加的,有区域经理、加盟商、站长等等。由于这种用工模式,美团骑手实际上和美团本身并没有建立劳动关系。
美团的众包模式,美团和骑手属于劳务关系,骑手每天自己投意外保险,美团除了支付佣金外对骑手没有责任。骑手如果需要缴纳社保公积金等社会保障,需要自己缴纳。
美团的专送模式,则把责任推到了第三方身上,要缴纳社保,提供保障也是第三方的责任。而第三方往往会通过各种手段逃避责任。
譬如,2020年1月,广东台触电新闻曾报道,一男子应聘美团外卖骑手被站点要求自愿放弃社保,站点负责人表示双方是你情我愿的,放弃社保可以拿到更高的工资。
而美团骑手从事的工作恰恰是比较危险的,这种高危工作没有国家给予的各种保障,只靠商业意外险。
也正因为美团通过灵活用工模式脱离了自己的责任,所以美团可以用算法和制度不断压榨骑手,把送餐时间压缩到极致。
美团骑手面对的系统、顾客和第三方层层转包的老板,而无法直接面对美团公司,美团公司通过压榨所激化出来的矛盾并不会反馈到自己身上,而是由顾客、骑手和第三方转包上反应。
2019年12月22日,武汉警方通报,佰港城超市外发生疑似卖骑手持刀致人死亡事件,其起因不过是取货纠纷。
美团的用工制度加上大数据压榨,导致美团骑手的压力非常巨大,而这个压力的承担着并非美团公司自身,拼多多联盟,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导致。
监管美团不能靠自律
4月20日,美团发布公告,拟寻求以增发股票和出售可转债的方式,融资近100亿美元。
而美团2020年美团餐饮外卖骑手成本为人民币486.92亿元,美团并不缺钱给骑手一个基本的福利保障。
最近几年,关于美团用工方式的讨论就一直不断,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亲身跑了一天美团,代表了官方的一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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