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喜欢思考问题。很不巧，我整个童年都处在文革时代。那时候，言论管制比较厉害，能接触到的书不多，主要是领袖语录和宣传资料。所以到了初中，接触到物理学和几何学，对我而言就好像是发现了新大陆。物理学和数学（几何学）可以用简明的公式和数学语言将纷繁复杂的自然物质世界解释得清晰了然，还能被反复证实、证否，而且有极强的预测能力。这给我带来的震撼与欣喜，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后来高考报考志愿时，我除了物理系其他一概不作考虑。
可是当我接触到热力学第二定律，也即熵增定律的时候，又一下子感受到对物质世界、对宇宙的绝望和孤寂。虽然世界复杂庞大，看似无边无界，但是大总能压倒小，能量一律从高到低流动，最终一切都会归于无序和死寂。宇宙的存在有意义吗？作为宇宙中的沧海一粟，我们的人生又有意义吗？
这时候，我接触到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科学哲学，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科学本身不能解释意义，受科学方法影响的科学哲学却有可能。用科学方法理解世界、理解人与社会为我的思考打开了另一扇门。这时恰逢中国开始改革开放，80年代自由、开放、包容的风气让各种新思想纷纷涌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的兴趣开始转向人文、历史、宗教、文学、社会科学、经济学等领域。但是我仍然一直认为基本的科学方法是获取知识的唯一可靠的路径。以科学方法来看，无论是古代圣贤，还是当今的政治、宗教权威，其理论学说如果不能在实践中被不断检验、批判、修正，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科学方法的这些特点和中国80年代的社会气息非常契合。透过打开的国门，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愈发感受到了中国和世界的差距。那时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困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100多年的问题: 西方为什么这么先进，中国又为什么这么落后，中国有可能追赶上西方吗? 怎样才能赶上？
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离开中国，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又从本科开始念书。机缘巧合，哥大要求所有本科生完成核心课程（Core Curriculum），核心课程的要求之一是所有学生无论专业，都要把奠基西方几千年文明的100多本经典著作通读一遍，包括从《荷马史诗》、希腊哲学戏剧、中古哲学，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科学革命的所有经典著作。这是一段让当时的我无比激动、也无比渴求的知识旅程。这就好像让我将整个西方文明的历程在头脑想象中亲历了一遍，对其中最基本的概念、理论，和其中可靠、可传承的知识有了一次完整的认识。哥大当时还有一门延伸核心课程，用同样的方法学习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这又让我有机会把中国文化历史中重要著作的选编通读了一遍（虽然是英语翻译版）。这段在哥大的学习经历对我的思想影响至关重大。
对知识的探求一直是我的个人兴趣所在。但是我当时对如何判断哪些知识才是能够改变个人命运和社会的真知还没有特别直观的经验。 此时发生了另一件事，对我日后的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在哥大的第二年，无意间听了巴菲特的一次演讲。这次演讲让我看到个人可以通过对公司长期的研究，得出一些洞见和预测，从而获得财富。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一直以来对探求知识的个人兴趣在投资这个领域可能是有用的。在研究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买入了人生第一只股票，从此开启了我的投资生涯，至今已经26年。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书中确有黄金屋，知识确实有无穷的现实力量。
在投资生涯早期，我不是特别满足于间接的投资证券，而是希望能亲手创建一些公司。所以我也做了一些早期创投，帮助十几家企业从无到有，发展壮大。 这对我来说又是一段有趣的经历。我从事创投的时期，适逢互联网革命伊始。我当时投资的那些初创公司也正试图用互联网技术来改变世界。1997年，我受邀去TED 会议做演讲，但很快就被其他人的演讲所吸引。那时候的TED汇聚了当时互联网革命中的几乎所有重要人物。从1997年开始，我几乎每年都参加TED年会，可以说是在第一排的座位亲眼目睹、并亲身参与了这一场伟大的互联网技术革命。我一路看着这场革命从最早的电子邮件和Netscape浏览器发展到互联网，再到移动互联网，最后成为每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彻底改变了世界。与此同时，在太平洋的另一端，中国也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虽然身在美国，但对中国的一切仍时时牵挂，也算是亲眼目睹了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完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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